多当心“鄙夫”之患

明者防祸于未萌，智者图患于将来。

被誉为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的魏源，曾专门论述“鄙夫”之患。在魏源眼中，“鄙夫”之患是历代亡天下的大患。

魏源在其《默觚·治篇》中谈道，晚清中有一批“便文畏事窭陋之臣，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，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”。这些“嵬琐中材”，“以推诿为明哲，以因袭为老成，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”。这些人“方托老成文学，光辅升平，攻之无可攻，刺之无可刺，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已不与其责焉”。魏源斥责这些人为“鄙夫”，危害甚于强藩、外戚、宦寺、权奸等。

“鄙夫之害治也，犹乡愿之害德也。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，岂不深哉!”“鄙夫”的病根在哪里呢？魏源对此揭露，“鄙夫胸中，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，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；所陈诸上者，无非肤琐不急之谈，粉饰润色之事”。在封建社会，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内匡君德、外匡君政。

历史的告诫值得今人深思。“鄙夫”多了，担当之人少了，就可能导致亡国之患。据史书记载，1812年仲夏，台湾知府汪楠抓了一个传教人，供出一个惊人的情报，次年中秋节，天理教教徒要攻打紫禁城，汪楠怕给自己惹事，便把事情给压下去了。1813年初夏，豫亲王裕丰也得到相似消息，但他怕引火烧身也给压了下来；同样，九门提督吉伦连续接报也不予理睬。事发前一天，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接到奏报，但正与客人觥筹交错，便把奏事人草草打发，继续喝酒……后来便发生了清史上的“癸酉之变”，也是清朝由盛转衰中的标志性事件。在这件事情中，不难看出汪楠、裕丰、吉伦、刘镮之等人皆为“鄙夫”，“鄙夫”之患由此可见一斑。

我们党历来都反对“鄙夫”，也痛恨“鄙夫”的存在，从来都把“鄙夫”之患当作一种重大风险来防范。但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愿担当、不愿作为，有的为了自身安全，什么事都不愿干、不想干；有的信奉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即使看到风险危机也置之不理；还有的在困难面前拈轻怕重，是非面前不敢斗争；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在一些单位还出现了“谁提议谁多干、谁能干谁多干、谁心软谁多干、谁老实谁多干”的怪现象，等等。诸如此类问题如果解决不好，必然会降低我们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。对这种麻木不仁、不敢担当，不愿作为、不会作为的现象，必须要旗帜鲜明进行斗争。

备豫不虞，为国常道。增强忧患意识，做到居安思危，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，最终要落到每位党员干部身上，要靠党员干部主动作为、真抓实干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我们要防范化解政治、意识形态、经济、科技、社会、外部环境、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重大风险，要求每名党员干部都不能有丝毫懈怠，都要自觉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，把政治责任体现在防范风险上，把担当精神体现在稳中求进上，敢于担当任事，永葆斗争精神，绝不允许“鄙夫”之患的发生。(桑林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