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管是因王朝更迭还是天灾人祸，古代社会中经济生产的起伏凋零都是无法避免的。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，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民生波动，他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大力恢复和稳定经济生产，否则江山必会岌岌可危。
在这方面，人们听得最多的就是休养生息或变法改革，但由于休养生息效率太低、变法改革风险太高，实际上历代统治者最终采取的措施都并非单一的“无为或有所为”。所谓休养生息或变法、那只是对外宣称的一种口号说辞而已，如果民生获得了恢复和改善，老百姓哪管这是什么说法呢？
高高在上的完美事物，当皇权所有
古时候以“昆山之玉、江汉之珠”喻指高高在上的完美事物、以“邓林大木”代称杰出的人才；又有哲语称“邓林千里，不能无偏枯之木”(葛洪《抱朴子·博喻》)，因而“邓林之木”就成了俗世当中林林总总的事物或人的通称、“昆山之玉与邓林之木”也因此有了高高在上和接地气的区别。
“昆山之玉”与皇家的无为或有所为李斯曾在《谏逐客书》里以“昆山之玉”来比喻秦始皇高高在上的权柄：“今陛下致昆山之玉，有随和之宝”，天下间的一切都是皇帝的，万民生息均在皇帝的无为或有为之间。秦始皇无疑是非常“有为”的一个皇帝，他统一六国后、马上就开展了一系列举国性强制变革，在这过程中，似乎只有秦国的东西才是最好的、其他国家原有的一切都得依秦国的制定而为。
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的不良企业常态
这就好比说，一个人原来的工作或谋生方式很实用，上面空降了新上司之后就一切都得依他的规矩而行，这不就端掉许多人的饭碗了？不少企业就曾因此遭遇过动荡，秦国的状况也是如此。
在秦始皇看来，“有所作为”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因为度量衡不统一、货币不统一、律法不统一就“国将不国”，这谈何经济生产的恢复？从今日来看，这就是秦始皇“无为或有所为”的抉择；对于这初一统的国家来说，无论他怎么选择都必会面临同样的结果：太多人的利益将因此受损。
如果秦始皇不以“昆山之玉”式的帝王权柄实施如此巨大的变革，后来的刘邦也无以施行他的“黄老无为之术”，因为阵痛的代价都由秦朝承担了！昆山之玉原指“燔以炉炭，三日三夜，色泽不变”的玉之至美者，用以代表高高在上的国家权柄后，皇帝将如何匹配得起这至美的名誉、担负得起这至高的权柄呢？汉桓帝遇“汉阴老父”的典故，正暴露了汉朝一厢情愿的“天下大治”本质，大多数帝王其实根本担不起“昆山之玉”之美名。
老父：请问是天下动乱才设立天子，还是为了天下大治设立天子？
在历史上，秦始皇的“有所为”造成了秦帝国的灭亡、汉初高帝文景的“无为”也绝非什么好的选择，毕竟汉朝初年的经济恢复前后花了六十年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，这效率也实在是太低了！
“邓林之木”与社会民生的自适应机制“邓林”一词源自《山海经》里夸父追日的故事，夸父死后、他手中的桃仗就化作了邓林，这也是古代“大片森林”及尘俗世态的代称。“邓林千里”，就必然有参差不齐的高低树木，当中的“大木”也特指杰出的人才，曾国藩就曾这样自诩自己的大才：“昆山之玉，邓林之大木，生非不材也”(《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》)。
世间上的大才毕竟不多，即便是广袤千里的邓林也会有大量“偏枯之木”，这就是尘俗世态的一种现状：大木枯木混杂其间、整个社会就好比森林一样自我调节着内中的生态，无须太多人为干预，社会民生的自适应机制也是如此。
夸父“弃其杖，化为邓林”
汉朝初年的无为而治充分发挥了社会上这样的“自适应”本能，不过除了效率低下之外、粗放式的“无为”也带来了大量不法行为，因为在森林法则之下、不可能每棵树都能有序生长。
急性子的汉武帝就受不了这样的“自适应”效率、决定以儒家思想施加干预，最后，汉朝人自发而来的民营经济及社会的“自适应”机制就被汉武帝破坏了！从此，原本只存在于市井的“盐、铁、酒”就成了官方专营、当中产生了大量摊派和掠夺；渐渐地，百姓就不再爱干工商业的行当，因为一旦被人告密、自己的辛劳成果就会被政府没收掉一半。
《汉书》里称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”，这就是汉武帝时期的民生状况：干得不好没饭吃、干得好了被政府拿掉一半。秦始皇以政令干预天下、汉武帝以政令干预民生，在“昆山之玉与邓林之木”之间，这取舍之道显然太重要了！
晚年汉武帝在《轮台诏》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
“苍璧小玑”才是真正的民之大利《吕氏春秋·重己》里说：“人不爱昆山之玉、江汉之珠，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”，此说实际上一语针中了民生经济的本质，因为百姓们都非什么“昆山之玉、邓林大木”，这些高高在上的东西他们也图不起，唯有石多玉少的“苍璧小玑”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。
“苍璧小玑”自然不能以“绳头小利”去形容，因为再怎么说、肉丁也是肉、“小玑”也是玉石呀！我国老百姓历来都不贪心，只要能满足他们的朴素愿望，民生经济即可沉稳累积、国家也就能“论其轻重，富有天下”。这里所说的“轻重”其实都属老百姓的私有财物，民间富裕了，国家自然就会富强。
由于《吕氏春秋》为偏道家的杂家著作、又是秦国的官方典籍，汉高祖时“悉去秦典“、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后又罢黜百家，它上面的指示精神就不再为皇家所重了，否则也不会出现汉武帝末期时“人复相食“的惨状。
市井中的“苍璧小玑”正是民间的利之所趋
晚年的汉武帝也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，继《轮台诏》之后、公元前81年(汉昭帝刘弗陵在位期间)，汉朝又在《盐铁论》中展开了对经济民生的检讨，反对“与民争利”正是那次讨论中的核心思想，与此同时，范蠡、白圭等人的工商业思想开始重回官方视野。在范蠡等人看来，百姓在乎的只是“苍璧小玑”，民之小利累积的就是国之大利，如此一来，民间富足、国有盈余，经济生产何来不兴旺发达？
后世的汉宣帝、唐太宗、明宣宗等帝王都看懂了“苍璧小玑”的精髓，表面上虽继续打着儒家旗号、实际上却以黄老之术调控着国家对民生的干预尺度，“皇帝少说话、大臣多干活、百姓富珠玑”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中兴就是这么来的！
相比之下，通过各种变法而实现的民生改善则多凑效甚微，因为这些举动其实已重现了当年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某些弊端，有得之余必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巨大损失。
汉朝“盐铁会议”中确立的“不与民争利”
“与民休息”的妙招其实是让利于民《盐铁论》“不与民争利”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利于民，哪怕只是一点点利益，对许多百姓来说也许就是整个家庭生计。历代王朝每逢非常时期，一系列“铁律”实施之后就必然是相对宽松的“与民休息”策略，古时候是如此、当代就更应如此了！
《盐铁论》中说：“窃闻治人之道，防淫佚之原，广道德之端”，这当中就需要深入民间实地进行考察、然后根据当地民风实情才能制定具体的“治人之道”，总结来说，就是要“以昆山之玉、成邓林之美”、本质上就是让利于民、量才而使用一切有利经济生产的人或资源。
在新冠疫情期间，我国同样则吸纳了古时候的各种有效策略“双管齐下”，在以铁律规范疫情期间社会经济生产的同时、又极大范围地实行了“让利于民”之策，比如全国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，这在我国交通运输史上还是第一次；比如倡导企业的延期结算、减税减息等，这在当前世界上更是绝无仅有。
邓林“不能无偏枯之木”的另一面是“量才而用”
国家在地位上虽是高高在上的“昆山之玉”，一旦它放下身段深入“邓林”之中、两者之间的取舍之道就会因应实际地产生了！这过程中的“无为与有所为”都是动态的、一切都根据国民经济的现实需要而实时进行调整，在最大程度上让利于民的同时，也避免了古时候那种“两难选择”的尴尬。
毕竟，我们无法绝对地说“无为”就是好的、“干预”就是不好的；更不能说“无为与有所为”都是政府的事情、与民无关。
我们可以视“昆山之玉”与“邓林之木”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类比，如今充分调动“千里邓林”中的一切有用之木，这正是我们当前迅速恢复经济生产重中之重的工作。
深入“邓林”、科学取舍及动态调控，这“以昆山之玉、成邓林之美”的取舍之道，不正是我们当代的所需么？